1994年,北京西郊一处陵园里,一场肃穆的葬礼正在进行。 在父母合葬的骨灰盒即将封存的那一刻,子女们把一张纸条悄悄塞了进去。 纸条上墨迹未干,只有两句话:“陈叔高义,吴家永念”。 这对长眠地下的夫妻,男的叫吴石,就是那个大名鼎鼎、被蒋介石点名枪毙的“中共密使一号”;女的叫王碧奎,当年也因为丈夫的事儿遭了牢狱之灾。 可那个被叫做“陈叔”的人,身份说出来能把人吓一激灵——国民党阵营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陈诚。 这事儿怎么琢磨都透着股邪劲儿。 堂堂国民党的“副总统”,背地里掏钱养着“共谍”留下的孤儿,这一养就是整整十五个年头。 在那个白色恐怖漫天飞的岁月里,这事儿只要漏出一点风声,陈诚这辈子的政治前途就算彻底玩完了。 陈诚这是图什么? 非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火? 不少人觉得是念旧情。 话是没错,确实有交情,可你要是不把陈诚心里的那本账翻清楚,你就掂量不出这份交情到底有多沉,也看不明白在那个特殊的年月,人性是怎么在政治的夹缝里艰难喘气的。 咱们把日历翻回到1950年的那个端午节前夕,6月10号的大中午。 地点是台北马场町刑场,要送路了。 吴石临走前跟看守提了两件事:第一,胡子得刮干净,死也要死得体面;第二,想打两个电话。 看守心里犯嘀咕,但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。 也就这两通电话,把人情冷暖照得透透的。 头一个电话,吴石拨给了周至柔。 这俩人关系可不一般,保定军校的老同学。 想当年周至柔病得快不行了,是吴石一路把他背到医院,这才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一条命。 后来抗战打鬼子,两人也是一个战壕里滚过来的。 电话接通了,吴石估计是想最后道个别。 谁知听筒那头冷冰冰地甩过来四个字:“我在开会。” 紧接着就是“嘟嘟”的忙音。 那会儿周至柔官运亨通,屁股刚坐热参谋总长的位子,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。 在这个节骨眼上,跟一个“通共死囚”扯上关系? 周至柔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:风险大得没边,好处一分没有。 吴石攥着话筒愣神儿了半天,没骂娘,也没叹气,只是轻轻把电话挂上了。 他心里明镜似的。 紧接着,他又拨了第二个号码。 找陈诚。 这回,他没喊冤,也没提那些大道理,开口喊了一声“辞修兄”,然后直截了当:“家里婆娘身体垮了,孩子还没长大,在台湾举目无亲,全指望你了。” 这是一个快死的人,在托孤。 电话那头静得可怕,过了好几秒都没声。 按理说,陈诚最聪明的做法应该学周至柔,直接挂断,或者打个官腔糊弄过去。 毕竟,吴石这案子是蒋介石亲自盯着的铁案,谁沾边谁倒霉。 可陈诚只回了一句:“你放心,这事交给我。” 撂下电话,吴石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将官军服,大步走向刑场。 蒋介石朱笔亲批的“应即枪决”,早就把他的结局定死了。 但他上路的时候,心里应该是踏实的。 因为他清楚,陈诚那句话,一个唾沫一个钉。 陈诚凭什么敢接这么个烫手山芋? 这笔人情债,得追溯到1926年。 那年北伐战争打孙传芳。 陈诚那会儿还是个团长,倒霉催的得了疟疾,烧得人事不省。 偏赶上指挥部被敌人的炮弹轰了,房梁都被炸断了。 当时乱成一锅粥,大家都在顾着逃命,谁也没心思管一个昏迷不醒的病号。 这时候,吴石冲进来了。 他钻进那个眼瞅着就要塌的破屋子,二话不说把陈诚背到背上,在烂泥坑里深一脚浅一脚地狂奔。 流弹把吴石的后背划了个大口子,血把衣服都浸透了,他脚底下愣是没停。 好不容易躲进个破庙,吴石把自己身上的棉大衣脱下来给陈诚裹得严严实实,自己就穿着单衣在寒风里冻了一宿。 等到天亮,吴石那双脚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,鞋都提不上去了。 这就叫过命的交情。 后来吴石官越做越大,成了有名的“十二能人”,抗战时策划桂柳会战,那是蒋介石每礼拜都要请去问计的高人。 可不管吴石飞得多高,那晚破庙里的单衣之恩,陈诚刻在了骨子里。 所以,当1950年那通要命的电话打过来时,陈诚心里的账算得很简单:政治风险是大,但这笔拿命换来的人情,砸锅卖铁也得还。 话虽这么说,可具体怎么还? 这里面的学问大了去了。 吴石一死,家里立马天塌了。 老婆王碧奎一开始被判了死刑,家产抄了个底朝天,两个孩子流落街头,饿得实在没辙,只能去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烂菜团子充饥。 这时候,如果陈诚大张旗鼓地站出来,别说救不了人,搞不好连自己都得搭进去。 陈诚也是个老江湖,既然明着不行,那就来阴的,搞了一出“暗度陈仓”。 他不敢用真名,就起了个化名“陈明德”——这是他年轻时候用过的名字,没人会在意。 公家的账走不通,他就从自己的特别费里,每个月硬挤出两百新台币。 这两百块钱在当时能干啥? 够买五袋子大米,救命的钱。 钱怎么送过去? 派副官去太招摇,容易露馅。 他特意托了个教会的牧师,每个月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吴家。 这一送,就是整整十五个寒暑。 为了救吴石的遗孀王碧奎,陈诚更是绞尽脑汁。 他在案卷上批了八个字:“妇人无知,恐系牵连”。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八个字,硬是把一只脚踏进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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